從太陽花反服貿抗爭到反核四大遊行，再到“路過”警局、“割闌尾”行動等，街頭政治似乎已成為臺灣政治的主流文化，在反對黨及公民社會團體大肆搞街頭政治之際，執政黨國民黨及泛藍政治力量似乎沒有更好的制衡辦法，也只能選擇訴諸街頭運動之模式，來表達抗爭的意願。突然之間，街頭政治儼然成為當下臺灣政治生態中最為時髦的潮流。
當前臺灣社會爆發的一波又一波的街頭抗爭活動之上演，對於臺灣整體而言，到底是福還是禍？是民主的真正深化？還是民主的實質倒退？抑或是民粹情緒的肆意鼓噪？恐怕還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老生常談。然當街頭運動成為家常便飯，當街頭政治主導臺灣政治時，其對臺灣的影響卻不可謂不深遠，筆者認為目前街頭政治對臺灣政治的影響主要表現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目前臺灣頻繁爆發的街頭運動會嚴重削弱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陷入空轉甚至無能的狀況。此種局面對於國民黨執政而言，其傷害自然相當大。特別是當前臺灣已進入選舉季，在臺灣特殊的選舉文化生態下，街頭政治無疑會使執政當局更加無所作為，也會使臺灣政治經濟改革的潛在動能喪失，畢竟面對一波波的街頭抗爭運動，政府本來就疲於應付，根本沒有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筆者悲觀預估，一直到2016年之前，執政當局在政策推動方面很可能處於僵局狀態，無論是兩岸議題，還是重大施政，都基本上無法動彈，作為的空間不復存在。
其次，公民街頭抗爭也會激化臺灣社會的內部矛盾，特別是有可能會激化藍綠對立情緒。2008年以來，臺灣爆發的街頭抗爭運動雖然是民間社會運動之範疇，但與臺灣早期的公民社會運動之抗爭，在性質上比較還是有重大的差異，基本上當前這一波波的公民運動的背後都有綠營政治勢力在影響。即使不是主角，但也至少是配角，或扮演重要的幕後推手之份量。然當街頭運動的動能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強，其面臨藍營的反制力道必然會增強。畢竟藍營集體性的焦慮情緒會被激發出來，在這種情況下，藍綠對立的氣氛會被拉高。或許會打破綠營發動公民運動之初衷。綠營當然希望利用烽火連天的公民運動來唱衰國民黨的執政，從而為民進黨重返執政創造條件，但如果操作不當，則可能會引火焚身，藍綠對立的情勢一旦形成，無論是年底的臺北市長還是台中市長之選舉，選情未必會對綠營有利。
最後，當街頭運動成為臺灣政治生態的常態，甚至成為一種潮流時，其對臺灣政治發展的負面衝突自然不容小覷。無可厚非，街頭政治本來就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但過頭則可能會朝民粹化的方向發展。雖然民眾在短期內還不易察覺其政治後果，但一切為了反對而反對、只有立場沒有是非的街頭抗爭，最後的結果將會是民粹政治思維當道。今日在野黨當然可以操弄，但一旦他日政黨輪替，朝野易位，但街頭政治的慣性自然會存在，對在野黨而言，過於利用街頭政治的心態顯然需要調整，否則極易引火焚身。此外，單就臺灣長遠而言，臺灣社會之問題並非過去六年所形成，而是過去二十多年來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包括兩岸政策等諸多問題所累積，其中最為關鍵的還是臺灣內部的內耗，為反對而反對的情緒發展，這或許是臺灣在經濟上長期停滯，甚至越來越落後韓國的重要原因所在。
【作者 陳先才／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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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飛帆：學生正塑造下個政治典範
自由時報 – 2014年5月9日 上午6:10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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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飛帆：學生正塑造下個政治典範
〔自由時報記者洪美秀／竹市報導〕交大學生社團交大天光昨晚邀請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賴品妤及王小虎等人演講，分享學運出關後播種的計畫，吸引五百多名清大、交大學生聆聽。出關後首次公開演講的林飛帆認為，太陽花學運的成就之一，是讓鄰近國家日、韓與中國的學生意識到可以為社會及國家做些什麼，他認為太陽花運動還沒結束，學生正在塑造台灣下個政治典範。
他並表示，太陽花學運的另個成就之一，是讓學生或人民知道可以用公民的力量對抗無能的政府，甚至影響政黨的運作，如民進黨在此次學運難以主導或扮演重要角色，學運甚至影響蘇貞昌退出黨主席選舉，打破民進黨五府千歲的迷思等，都是學運對政黨的影響。
反觀國民黨卻對學運毫無感覺，例如國民黨近來撤換國安與情治單位高層，依然希望透過情治手段壓制人民或進行抹黑，目的是讓一般人感受台灣是動盪的，必須透過壓制來控制，讓人感覺國民黨依舊獨裁、無感。
國民黨撤換情治首長 依舊獨裁
林飛帆也提到，從林義雄反核四禁食活動結束，很多人民組織或公民運動者開始沉澱，並累積於各種組織關係，用非暴力、溫柔的方式進行組織深耕，就像太陽花學運的開始，雖是個偶然，但如果沒有先前不同公民團體的運動累積，太陽花學運的「偶然」就不會發生。
林飛帆也預告下場運動的開始，因為太陽花運動還沒結束，包括要進行的公民憲政會議等，不論是割闌尾行動或核四公投法修改等，都要透過社會運動進行政治改革。
他也相信參與社會運動的學生除了具有理想性外，大家也在思考如何塑造下一個台灣的政治形象及政治典範。
而王小虎與賴品妤也提到學運後，每個運動都沒有神主牌，因為都在凝聚公民共同意識，未來考慮採巡迴方式，到各地傳播扎根與經營。
賴品妤也強調，女性參與社會運動絕不是配角，也不是男性的附屬品，女性在社會運動中是溫柔和諧力量的展現，鼓勵女性投入公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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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不要忘記為爭取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們
三月二十二日人權捍衛者曹順利因為在關押期間受到剝奪醫療和非人道虐待而去世。我最後一次見到曹順利，是在香港的一個關於國際人權機制的工作坊裡。她第二次從勞教所獲釋，立即重新投入到人權活動中來。去年九月在她準備去日內瓦觀摩UPR（Universal Periodical Review）的時候，被阻攔、綁架，並第三次被關押──這次她沒能活著出來。
十年來，許志永博士成為推動中國公民維權運動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最後一次和他通信，是在他被正式拘捕的前幾天，他把自己和秘密警察的對話記錄發給我。「政府」給他幾次「妥協」的機會：只要他承諾放棄新公民運動，他就不必坐牢。許志永完全回絕。他說，如果爭取公民權利和自由也有罪的話，他願承擔代價。他向上帝禱告：「我愛人類，為了這種愛，我願面對死亡。」
許志永被判刑四年。他被指控的「罪行」包括，為城市新移民的孩子爭取教育平等權，以及發起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活動。數十位許志永和新公民運動的支持者被捕，現在陸續面臨審判。
去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至少二百名人權捍衛者被捕，包括人權活動家郭飛雄，張林，趙常青，這幾個人都因為政治原因多次入獄；人權律師丁家喜，基督教會牧師張少傑和伊力哈木，一個主張和平、長期致力於維族和漢族民間交流的大學教授。
可以完全確認的是，在這一輪鎮壓之中，相當多的人權捍衛者在被關押期間遭受慘無人道的酷刑，已經獲釋的丁紅芬、沈軍、宋澤等等，仍被關押的李碧雲、黃文勳、袁奉初、袁小華、劉萍、魏忠平、李思華等等，這些人全都是因為參加和平合法的維權活動而被捕入獄。在曹順利去世的五天之後，四十三歲的藏族政治犯Goshul Lobsang在Kanlho（甘南）也被酷刑致死。為了加大震懾效果，當局甚至把人權捍衛者的家屬和親友作為報復對象，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長年遭軟禁；山東異議人士薛明凱的父親在被拘押期間死亡，極有可能是被毆致死；很多西藏自焚者的親友被判刑，四川阿壩州若爾蓋縣婦女貢覺旺姆於二○一三年三月十三日自焚身亡，他的丈夫卓瑪嘉竟被構陷罪名，判處死刑。
被捕的良心犯中，有很多與「新公民運動」有關。「新公民運動」的前身是許志永和我在二○○三年創辦的「公盟」，我們關注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挑戰酷刑、反對戶籍制度等等，大量介入人權案件，包括高智晟案、陳光誠案、和撰寫西藏三一四事件調查報告。「新公民運動」主張「自由、公義與愛」，號召大家爭取公民權利，同時希望把全國各地的人權捍衛者聯合起來。其活動包括──推動教育平等權、推動官員財產公開、推廣公民同城聚餐等。這一運動，充分利用社會媒體和互聯技術，囊括了網絡動員、公開信、簽名、發傳單、公益訴訟、街頭演講、和平集會抗議等維權形式，把二○○三年以來的公民維權運動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為甚麼中國政府如此猛烈地鎮壓新公民運動和民間維權人士？
中國的維權運動（Rights Defence movement）從二○○三年興起以來，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於行動者的探索和犧牲，由於社會矛盾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維權運動具有這樣幾個趨勢：一、從互聯網上走到了線下；二、從個別的人權案件到越來越多的街頭行動；三、從法律訴求到更多的政治訴求；四、從無組織到具有某種組織色彩。比如○八憲章，中國人權律師團和新公民運動。人權運動發展到新公民運動，當局已經感到了明顯的威脅。但統治者決不願意和民間對話，決不願意放棄專制特權，於是在維穩優先的思路下，就嚴厲打擊任何對政治統治構成威脅的人。
這種高壓手段當然會讓一些人害怕，但這不會緩解中國社會的矛盾衝突，只能激化和積累矛盾。中國的制度和人的尊嚴、自由是相衝突的，不從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上作出巨大的調整，社會裂痕只能越來越大；站出來要求權利、爭取民主的人也會越來越多。
如，就在幾天前，上萬廣東茂名市民冒著生命危險抗議污染環境的項目；也是在最近，試圖揭露建三江洗腦班真相的多位律師被關押，其中三位律師被用繩子吊起來，警察使用拳頭和警棍對律師們進行野蠻毆打。為甚麼律師和公民們站出來挑戰洗腦班？因為在洗腦班的背後，是正在發生的奧斯威辛：數不清的法輪功學員因為不肯放棄信仰被投入洗腦班或勞教所，一九九九年來，至少三千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因為爭取自由，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們常常失去自由，不要忘記他們。我想起二○一一年我被北京秘密警察綁架、秘密關押七十天的時間裏受到的剝奪睡眠、拳打腳踢、單獨羈押等酷刑。秘密警察在對我使用暴力的時候明確告訴我，「不要跟我們講法律，誰也幫不了你。」──但我完全沒有放棄希望，我內心對正義和自由的渴求給了我力量。力量還來自我堅信，我的戰友們仍在監獄裡和監獄外堅持抗爭，因為他們有著同樣對自由的追求。我堅信，這樣的中國人會越來越多，他們的吶喊終將震撼野蠻的專制。我還堅信，在中國之外，在美國，在歐洲，在自由之光照耀的每一個角落，在為人類尊嚴進行的每一次戰鬥中，我們沒有被遺忘。
我非常欽佩各位尊敬的議員和美國政府在捍衛自由和人權價值上所作的努力。但當今，全世界對罪行纍纍的侵犯人權者所帶來的壓力遠遠不夠。中國不但玩弄國際人權制度，也在利用自己的經濟、軍事、政治影響力試圖操控民主大國。如果美國批評中國人權，那就不買你的波音；歐洲如果會見達賴喇嘛，那就不買你的空客。在一些高級別國際會議中，中國的人權狀況成了「房間裡的大象」。
我們可以為人類的自由事業犧牲多少經濟利益？當人們這麼計算的時候，就已經錯了。壓制自由的力量不會停止腳步，不會理睬國界線，不會遵守它們允諾的國際規則；藉助互聯網和經濟全球化，藉助不適當的國際規則（比如人權記錄極差的國家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並且沆瀣一氣，非民主的政權在聯合國裡違背本國人民的意願和普世價值），藉助民主國家的鴕鳥政策和「好人的沉默」，壓迫自由者的力量在不斷增長。──當自由社會感到必須捍衛自由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本文是作者二○一四年四月八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的發言）
——原載《爭鳴》雜誌2014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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