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不當黨產條例」立法追討國民黨黨產，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今（4）日主張，條文中可考慮增列，若將來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個人」，例如黨營事業的現任或前任主管時，若他們願主動說明，可考慮給予「免責」或「獎勵」。

黃國昌舉例，「譬如說劉泰英先生那樣職位角色的人，應該會給委員會相當大的幫助」，「與其讓他們在抗拒之下不願提供完整的資訊，不如給他們某個程度上的免責」，但是否要給予獎勵？黃國昌強調「可以再斟酌」。

針對黨產條例中有關鼓勵公務人員追討黨產的部分，黃國昌認為可擴大到非公務人員的部分，當考慮到受調查是個人時，該個人未必是公務員，例如某黨營事業的現任或前任主管，對這些財產他有非常豐厚的訊息和知識，只有他出能講才能把這財產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這時對於「免責」和「獎勵」可能就不僅僅是要擴大到公務人員，可能私人也要包括在這裏面，「才能鼓勵他們出來講真正碰到的狀況」。

時代力量轉型正義小組召集人、立委林昶佐今天下午召開「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公聽會」，黃國昌在會中做出以上表示。

黃國昌指出，有關不當黨產追討，在扁政府時雖然不是很成功，「但不是不努力，而是當時國會沒取得多數」，雖然在行政院下成立了特別小組，後來被逼成針對個別財產來訴訟的方式來進行。

黃國昌接著說明，這種個別訴訟的經驗所產生出來最實際的效果，大概有二個，第一就是在訴訟程序上舉證責任的問題，第二是民法消滅時效的問題，個別訴訟案都是在跟這二個問題纏鬥，花了相當大的資源，「成功取回來的並不是沒用，但跟所有要追討的相比，事實上是九牛一毛」。

針對目前很多提到立法院有關不當黨產追討的法案版本，黃國昌說，多數也是沿著2002年後大家完成的草案，對此他也提出若干疑問。

對於會中有學者建議，調查委員會以設置準司法機關來處置，排除司法救濟的可能性，黃國昌認為，如果脫離實務脈絡，是一個可以值得思考的可能性。

他說，過去他也曾努力進行一些準司法機關、可進行裁判性質的委員會，在非常多的脈絡中曾試過，例如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裏面的裁決機制，最後的裁決就排除銀行可以向法院提司法審查，或者就是說像有關勞工裁決機制中，要處理不當勞動行為處分的問題，這個裁決機制做出來就是最終的。

黃國昌表示，雖然這些裁決機制有它的良法美意在，「但目前整個司法機制對這件事情呈現出來仍相當保守的狀態」，雖然國外提的立法都看得到，有關違憲的立法審查跟德國法走得非常近，這些立法上的常識，其實經過很多次的努力大概都會碰壁，在我國目前的司法環境的條件下，會讓人比較擔心在憲法訴訟時可能會面臨到的風險，「特別是現在憲法法庭組成結構，相信大家都意識得到」。

針對拒絕證言的部分，黃國昌也指出，草案中擬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可以令該機關去調閱文件，受調查的個人不可規避拒絕或妨礙調查，在大部分草案是規定在第十一條當中，「個人出席這個調查委員會的義務我是贊成的，但草案中並沒去設計受調查的個人的拒絕證言權，這是在法案中完全沒看到的」。

他也質疑，「是否有正當事由可拒絕時，可排除出來做證或迴避？雖然它有準用目前的行政程序法中關於聽證的規定，但目前行政程序法中的聽證規定程序中，也沒有拒絕證言的規定，若有立法上的空白，是否有必要在草案中清楚定義下來」。

此外，有關國民黨附隨組織的認定的程序，黃國昌則說，他在草案中有看到定義，「但沒看到有一個認定的程序，在這些組織申報之後有一個認定的處分，或在它移轉之後有一個處罰的處分」。

黃國昌擔憂，在抽象性的定義下，並沒有列舉到底附隨組織指的是哪些，因此該委員會是否應有一個職權，對於哪些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做一個認定處分的權責，「當然可能會有一些被認定的組織，若自認不是落在這範圍當中，自己再對這個認定的處分去尋求救濟」。

他解釋，之所以會做這樣的建議，是因為現行的草案中，都是以國民黨的附隨組織概括性的移轉來做規定，在此法生效後就不能再做移轉，禁止移轉的處分若是在法律上用一般性、概括性、原則性，而不是要由委員會另外再下一個類似禁制令來移轉的話，「這就牽涉到附隨組織必須要很清楚知道，它現在已被認定為附隨組織了，按照法律的規定，一般性地（財產）依法都不能移轉」，「這在法律上會產生一個高風險，就是附隨組織自己不認為自己是附隨組織，可能會產生相當大的爭議」。

因此他建議，在立法設計上，是否應透過委員會組成之後，「要先對附隨組織先下一個確認的處分」，處分一旦做成之後，馬上可以跟這些組織，按照黨產條例第八條概括性地禁止處分，讓它的法律效果能馬上連結在一起。

黃國昌也提出一些技術問題，「最後是這樣的法律設計，若與會學者認為可行，是否在表決權數上，在出席比例上要跟移轉處分一樣被認定是重大處分，因此出席比例不是跟一般表決一樣用1/2，而是用3/4的高門檻，還是附隨組織的認定用1/2的門檻就可以滿足這樣的要件」？